一是部分地方政府干涉保险公司经营。“大灾之年，某些保险公司面临‘赔破’之虞，就找到地方政府，开会商定赔偿比例。县里派干部一村一村地做农民工作，不按合同约定赔偿。某省农业保险公司年初提出投保再保险，省里认为‘浪费资金’，拍胸脯承诺财政资金会兜底。结果当年保费收了6.8亿元，应赔款支出11亿元，省里东拼西凑只给出2亿元，还有2亿多元应赔未赔，最后吃亏的是农民。”业内人士举例说。

二是农险项目招投标需要进一步阳光操作，防止权力寻租。

三是遏制部分地方截留保费、拖欠保费补贴的行为。“中央、省级保费补贴是在经营年度结束后到位的，某些地方市县一级管理部门会从中截留。国内某农险公司一年保费收入十几亿元，3年累计被拖欠保费竟达7亿多元。”业内人士举例说。

“管理部门在农险业务中的权力边界和角色定位，是指导者、监督者，而非参与者、主导者，这一点要明确，管理部门要有市场意识、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庹国柱说。

农险补贴机制也有待“精细化”管理。

有些种粮大省，由于省财政拿不出足够的保费补贴，无法获得中央配套补贴，很多地区农险承保面积都是按“指标”给到部分农户手里。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三级财政补贴占农险保费80%左右。种粮大省、大市、大县，往往是地方财政收入的“穷弟兄”，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补贴缺乏差异化的做法，会拉大各省农业保险差距，甚至挫伤部分省份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需要完善因地制宜的补贴政策。

农险市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

专家指出，农险是政策性业务，对承办机构的网点、人员素质等提出较高要求。“目前在一些地方，一县之内十来家公司竞争业务，能力参差不齐，报价混乱。”庹国柱说，国外成熟的做法是，一省之内最多两三家公司做农险。我们不妨探索以“共保体”的形式开办，合理确定各公司业务份额，理顺市场秩序。

此外，当前各公司仍对农险业务经营情况开展利润考核，引发基层的惜赔、拖赔行为。应参考银行业对“三农”、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做法，提高对该项业务“薄利”甚至“亏损”的容忍度，推动形成对“三农”“敢保、能赔、愿赔”的保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