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勇提到，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约近600家，在三级农业科研体制架构中处于基础地位，更加接近生产需求，育种区位优势突出。我国每年推广应用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约5000个，由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培育的占到70%以上，为我国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单产的不断提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较大贡献。

“但是，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发展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存在问题较多。”徐大勇表示，具体表现为功能定位不清、各地农业科研缺乏合作机制、研究成果没有充分应用到实际以及经费来源少等问题。为此，徐大勇建议，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改革尽快提上议事日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发展需求，作好规划，合理布局。

同时要建立长效机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以国家产业体系为抓手，继续稳定支持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市级育种单位，对其育种设施和科研条件改善也应列入国家支持计划，进一步提高育种效率。他提到，国家和省应建立一批不同类型层级的区试站，改善试验条件，保障品种比较试验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关注粮食安全和种子“卡脖子”问题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关键技术又是种业的芯片，根本上说都是粮食安全的问题。”吴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种业和粮食安全是他近两年关注的重点领域。作为一名来自农业战线的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吴德将携6个提案参会，他表示要继续“为农业建言”。种业创新研发需要联合攻关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推进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等。

如何打赢种业翻身仗？近两年，吴德通过不断走访基层一线调研，对此有一些较为深入的思考，并准备今年提交相关的提案，“种业问题本质上也是粮食安全问题，我建议建立健全种业关键技术研发的政策支持体系。”

去年5月以来，吴德从种子资源保护、种业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种业企业培育、成果转化和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6个方面调研了80多家育种企业、130多个育种科学家（科研人员）。“在种业创新的关键技术研发上，我们还存在很多短板。”吴德表示，“关键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但是高校科研院所的育种材料就是核心育种材料，共享体系还不完善，难以联合攻关，导致无效益、无价值、无面积的三无品种很多。”

“国家需要在育种材料共享和种业技术联合攻关上，给予更大的关注和支持。”吴德建议，比如组建政府主导，由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科研人员组成的非盈利第三方机构，对核心育种材料进行评估，构建高校与科研院所课题组间的交流共享机制。他还认为，低质量的育种数据不能够支撑先进的育种方法，产生良好的育种效果。因此，还需要建立种业的大数据平台，同时摒弃低质量甚至不真实的数据，“这种数据会严重影响种业遗传评估的准确性和育种效率。”吴德建议，在育种体系内引入纪律监察机制，对品种转化与推广效果进行监管，构建数据造假和三无品种的追溯机制，确保种业政策体系廉洁高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