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钟扬一直在收集和播撒种子。

这位复旦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在西藏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许多连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都没有。而在上海，离复旦大学80公里的湿地，有他亲手培植的红树林。这片目前世界上最靠北的红树林里，有的小树苗已经挺过了零下8摄氏度的冬天，繁衍出第三代种子。

连自己的双胞胎儿子，他都用植物命名，“如果植物取名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很大影响”。直到因车祸去世前夜，他都在准备给科普节目《科学队长》录制植物学科普的内容。

钟扬去世后，有人给节目组留言说，一位收听过钟扬节目的孩子，眼泪汪汪地拒绝了朋友送给他的猕猴桃，“看到猕猴桃，我就想起钟扬教授，好伤心。”很多人是通过钟扬才知道，猕猴桃最早是在中国发现的。

在这段被各种各样“种子”撑满的生命里，钟扬的时间似乎永远不够用。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只希望能快快休息一下，不要再过每天睡眠3小时的日子。”

人们很难在办公室见到他。钟扬在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德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老师的办公室繁忙的就像医院门诊室，学生们排着队进去请教问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卢宝荣教授已经习惯了钟扬在各种会议开到一半时“闯”进去，或是半途悄悄溜走。甚至因突发脑溢血住院时，他都躺在病床上给同事交代工作。

作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他每年都有超过150天待在西藏。因为经常在野外考察，钟扬的皮肤黝黑。虽然戴着眼镜，但很多人形容他“一点也不像教授”。他极少穿正装，去哪儿都穿着冲锋衣和格子衬衣，逢人就用带着浓重湖北口音的普通话说自己在西藏29元买的牛仔裤比名牌的还牢固。

钟扬曾统计，自己一年有差不多一半的日子要坐飞机，有时一天就坐三趟。他和多个朋友说，自己坐飞机多到“拿了许多个航空公司的金卡”，还知道登机时间最短的路线。在飞机上，在饭馆等菜时，甚至在主席台上讲话的间隙，他都在偷偷回短信、邮件。因为事情太多，平时他衣袋里都装着叠着的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待办事项。

他总是凌晨5点就从家中出发，坐最早一班飞机出差。钟扬的高原反应一直很严重，却总是每次早上7点准时和研究团队出发考察，累了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为了节省空间装野生植物样品，他每天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生长在艰苦环境，有韧性。

曾有人想为钟扬拍摄纪录片，结果上了高原第一个倒了。

在德吉的记忆里，被称为“钟大胆”的他事事顶在最前线，“完全不要命的”。从拉萨到日喀则再到珠峰大本营，海拔相差超过4000米，他和学生在植被稀松的无人区寻找植物。他的足迹遍布藏北高地和藏南谷地，还爬上激流滚滚的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悬崖，给世界上仅存于西藏的巨柏做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