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沙棘的种子时，钟扬扎了满手的刺。为了得到毛桃的种子，他就在办公室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要求”所有路过的同事必须消灭7颗。野生毛桃很难吃，“如果超过了10颗，很多同志一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

外出考察每天要跋涉数百公里，德吉和同学累得上车就睡觉。她的印象中，钟扬似乎从来不觉得累，一路都在介绍采集到的植物，讨论课题。钟扬总说自己没有高原反应，但他走路总是一瘸一拐，学生们也都能听出他说话喘得厉害。

在朋友眼里，钟扬是“铁人”，他的睡眠时间常年不足5小时。16年来，只有在2015年的夏天，钟扬的身影没有出现在青藏高原上。当年5月，他因常年劳累突发脑溢血，医生不许他前往。到第二年，他又第三次主动申请成为中组部选派的援藏干部。

2001年，钟扬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这里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他希望，如果有一天，某种植物因为气候原因在西藏灭绝，自己是能留下火种的人。

他发现西藏的同行做研究有天然的优势，“他们对地形、生物分布相当熟悉”，但是缺乏人才。10多年里，他为西藏大学争取到史上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建立了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并带出了第一个植物学博士，西藏大学的生态学还进入了首批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他曾说自己有一种紧迫感，计划在西藏再待10年，没想到2017年9月25日凌晨5点，一场车祸夺走了他只有53岁的生命。

卢宝荣是当天早上9点听说钟扬遭遇车祸的。那天上海下着大雨，很多航班都取消了。他前往宁夏参加遗体告别会时，飞机上前后座都是复旦大学的师生，还有市民看到报纸后自发前往。

复旦大学为此把官网换成了黑白色的。在银川市殡仪馆还有许多学生通宵为钟扬守夜。700多个花圈让遗体告别会成了花的海洋，数十所大学的老师前来吊唁，很多人只是听过一场钟扬的报告。“他们都是被钟扬的人格魅力吸引”。

所有人都对钟扬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印象深刻，“他的课最受欢迎，场下笑声不断”，卢宝荣说。一节40分钟的课，他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观众还都不肯走。钟扬总能旁征博引，艺术、哲学、社会学，什么都能谈。说起有毒的植物，还拿金庸的小说举例子。

原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科技电教站教研员徐大鹏记得，钟扬常说“希望把好奇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上世纪90年代，徐大鹏和钟扬一起在武汉从事科普工作。他回忆，在那个“科学家不如万元户”的年代，做科普没钱，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件事，但钟扬从来不谈报酬，总说“有多少是多少，没有就没有。”二十多年来，这个植物学界的大科学家一直坚持给小孩子做科普教育，翻译科普书籍。